​怀柔注册公司弊端 系统阐释了六经皆史理论的史学家是谁？

系统阐释了六经皆史理论的史学家是谁？

六经皆史，谓《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皆为中国古代史书的一种主张。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是将这一命题深入阐发和系统整理的集大成者。他认为，著史如果不切合当时人事，便没有资格谈论史学。他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r 章学诚使用“六经皆史”的观点来纠正重经轻史的弊端，反对当时“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的学风。极力主张“史学所以经世”“作史贵知其意”等治学态度，提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并且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历史学及目录学理论。由于他的学说与当时的正统学说不合，所以直到晚清才得以传播。\r 章学诚把阐发史意作为最高宗旨，与当时的学术背景有密切的关系。自从清代初期的顾炎武开创考据学派之后，清政府采取了高压与怀柔相结合的文化专制政策，到了乾嘉时期，醉心于考据的学者们终日埋头典籍，不问世事。章学诚认为，这是从无本空谈的极端又走到了过分证实的另一个极端，所以对考据学风应当有所引导。\r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理论提倡发挥治学者的主观见解，作文以表达自己以史意为宗旨，对于矫正时下不良的学风有积极的作用。

为何汉宣帝死后西汉衰亡如此之快？

汉宣帝被后世的历史学家称为“中兴之主"，其统治时期也被称为”孝宣中兴“。

　　刘向甚至还称赞汉宣帝时期：

　　政教明 ，法令行，边境安，四夷清，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汉文帝)之时。

但这只是当时社会状况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当时西汉统治集团存在深重的弊端，豪强势力的发展和农民大规模的流亡，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地制止，所以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比如土地兼并，其实比汉文帝时严重得多。

　　胶东、渤海等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根据史书的记载，起义的农民军是进攻地方政府，放出牢里的囚犯，把商人和官僚、小诸侯的财物据为己有。

　　攻官寺，篡囚徒，搜朝市，劫列侯。

　　就连汉宣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当时人民生活大多贫苦，盗贼泛滥，治安混乱。

　　民多贫，盗贼不止。

　　汉元帝时，西汉王朝可以说是大势已去。农民在“乡部私求，不可胜供"的情形下，依然是“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

汉元帝为了怀柔关东豪强，消除他们蠢蠢欲动的反心，甚至把汉初以来迁徙关东豪强充实关中陵寝地区的制度也放弃了。

　　儒生京房和汉元帝的这段对话很能说明问题。

　　京房：陛下视今为治邪?汉元帝：亦极乱耳，尚何道!

　　汉成帝时，西汉王朝走上了崩溃的道路。史书记载汉成帝实行暴政。

　　大兴徭役，重赋敛。

　　这时候，外戚王氏权倾天下，实际上控制了西汉政权。

　　皇帝的舅舅王凤、王商、王音、王根兄弟四人和王凤的侄子王莽相继任职大司马大将军，王氏封侯者多达九人，朝廷中的重要官吏和很多地方的刺史、郡守，也都出于王氏的门下。

　　外戚贪贿掠夺最为惊人。红阳侯王立在南郡占垦草田几百顷，连贫民开辟的熟田也在占夺之列。王立把这些土地高价卖给国家，得一亿钱。

　　外戚在汉元帝时势力还不是很大，资财过千万的人还很少;他们后来家财上亿，良田万顷，住的豪宅可以媲美皇宫，都是在成帝、哀帝在位时，短期内暴敛的结果。

　　其他官僚也大多以权谋私，大占良田。

　　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价，它财物称是。

以上文字记载就是当时的丞相张禹的财产情况。

　　汉哀帝宠臣董贤得赐田二千余顷，董贤死后家财被斥卖，所得的钱竟达43亿之巨。

　　商人的势力也开始抬头。成都的罗裒，临淄的姓伟，洛阳的张长叔，京城长安和附近诸县的王君房、樊少翁、王孙大卿、樊嘉、挚网，都是资财巨万的大商人。

　　罗裒除了垄断巴蜀盐井之利以外、往来长安、巴蜀之间，以大量资财贿赂外戚王根、宠臣淳于长，官商勾结，横行乡里。史书记载是：

　　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

　　汉成帝即位不久，今山东、河南、四川等地陆续爆发了农民和铁官徒的暴动。

　　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有东郡茌平(今山东茌平)候毋辟领导的暴动。

　　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有颍川(郡治今河南禹州)铁官徒申屠圣等领导的暴动。

　　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有广汉(郡治今四川梓潼)郑躬等的暴动。

　　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有尉氏(今河南尉氏)樊并等和山阳(郡治今山东金乡)铁官徒苏令等的暴动。苏令领导的暴动经历19郡国 ，诛杀长吏，夺取库兵，声势最大。

汉哀帝时，西汉王朝的危机更加深重。

　　师丹建议限田、限奴婢，孔光、何武等人拟定了一个办法，规定诸王、列侯以至吏民占田以30顷为限;占奴婢则诸王最多不超过200人，列侯、公主100人，以下至吏民30人;商人不得占田，不得为吏。这个办法损害了当权的外戚官僚的利益，受到他们的集体反对，最终无疾而终。

　　在官府和地主的双重压迫下，底层的广大农民生活十分困苦。

　　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 。

　　这样的形势下，农民只能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反抗暴政。

　　汉哀帝在农民起义的威胁下，荒唐地采纳了阴阳灾异论者的主张，企图用“再受命"的方式来挽救西汉王朝的统治危机。他自己改称“陈圣刘太平皇帝"，改元“太初元将"。这种自欺欺人的行径，除了暴露了统治者绝望的心情以外，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