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安公司注册章程 上海为什么被称为租界？

上海为什么被称为租界？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这个条约规定清朝要五口通商，上海是五个通商口岸之一。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

1845年11月29日，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与上海道台宫慕久谈判，双方签订了《上海土地章程》，也称《上海租地章程》。根据这个章程，划定东面到黄浦江，南面到洋泾浜，北面到李家场，也就是今天的延安东路到北京东路之地。次年，又议定西到现在的河南中路为界，共830亩面积的地方，作为英国人的居住地，这就形成了英租界。每亩地年租金为1500文铜钱。当时规定，英国人可以在租界里建立自己的居民点，在那里租地建房、办产业，将其作为一个通商的口岸。

1846年，英国人组建道路码头委员会，作为租界的市政组织、管理机构。到1848年11月，英租界面积已经扩大到2820亩，西面到今天的西藏路，北面到苏州河。

1854年7月11日，租界当局召开租地人会议，修改《上海土地章程》，将原先的道路码头委员会改组为工部局，并由工部局组建巡捕房。从此，工部局就成为租界的最高市政机构。

美租界是1848年设立的，起初并没有正式划定地方。到了1863年6月，美国驻上海的领事和上海道台划定了它的界址。因为当时美租界划的地方很大，但里边没什么工厂、码头，空地很多，而英租界里面人口多，土地也贵。所以同年9月，英美双方商量把两个租界合并，因而美租界的存在时间很短。到了1899年，合并后的英美租界的面积达到33503亩，正式定名为“公共租界”。之后租界当局又想出花招，向清政府提出要越界筑路，就是把租界里的道路一直延伸修筑到租界的外面，比如虹桥路。筑了越界道路后，租界当局又提出要保证道路的管理治安，把警察派到这条道路，然后找借口把这条路及路旁边的地划为他们的地方，这又变相扩大了租界的占地面积。虽然在法律上这不是租界，但很多事情都直接归租界管。

越界筑路地区的房价一般要比租界里面的便宜，治安和市政管理往往都是租界管的。因为租界的管理比华界好，所以，中国人也喜欢利用越界筑路地区。比如鲁迅在上海居住的地方，就属于越界筑路的地方。他从家里步行没多远，进入四川路就是租界了，但他住的地方不是租界。包括左联活动的场所，好多都是越界筑路的地方。这些地方的特点是，房子质量不错、房价比租界里面的便宜，治安由租界来管理，有什么事进入租界比较容易。上海有些红色文化地标也设立在这样的越界筑路地方，因为在这里有些事情租界管不到，又便于与华界和外界联系。

就这样，公共租界在3万多亩面积的基础上，实际上控制的地方要更大，包括今天的杨浦、虹口、黄浦、静安等区。这些地方有的全部是，有的部分是，英租界、美租界合成的公共租界所占的地方比法租界大很多。

法国人不甘落后。在1849年4月，法国驻上海领事就用跟英国人同样的方式，获准设立了法租界。它的最初面积是986亩，后来经过多次扩展，到1914年，法租界面积达到了15150亩。当时的上海县城外面就是法租界，再往北是公共租界，从苏州河边上西藏路以东，一直到虹口、杨树浦。那时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格局，叫作“一市三治四界”，即一座城市有三个管理机构——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又分为南市与闸北。

租界是清政府把土地租给外国人居住、经商的，中国人不可以随便入住租界，但可以进入租界做买卖，这叫“华洋分处”。最初的几年里，租界和华界相安无事。到了1853年，上海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就是小刀会起义，它改变了上海租界原先“华洋分处”的状态。租界里面本来是不准华人租房租地的，由于小刀会起义爆发，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有大批华人迁入租界，其中不少是富人，有资产，租界当局很乐意留下这批华人。1854年，英、美、法三国领事修订《上海土地章程》，在租地人大会上通过了《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确定租界范围为原来的3倍，华人租地可直接呈报各国领事并转上海道台查核，默许华人租地。从此，华人可以合法地在租界里面租地、建房、居住。于是，就有了以后第三次修订《上海土地章程》，在工部局里增设华人董事席位，简称“华董”的后续。

上海开埠以后，只有过英租界、法租界、美租界、公共租界这4个租界。同时存在的或是英租界、法租界、美租界，或是公共租界、法租界，从来没有其他租界。现在有的影视剧或是书籍中提到的“日租界”是错误的，日本从来没有在上海正式设立过租界。造成有日租界这样误解的原因是：当年在上海的日本人大多数聚集在虹口，加上一些日本人横行霸道，租界当局奈何不得，这就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认为这里是日本人的租界。其实除了英美法3国，其他国家包括日本在内，根本没有租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占领接管了公共租界。因为中国参加了反法西斯同盟，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1943年，中国与美英两国签订了新的条约，美、英放弃在华的治外法权，将租界交还给中国，投降了德国的法国政府也宣布把法租界交还给中国。所以，租界实际上到1943年就不存在了。当然，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履行租界的收回法律手续，是在抗战胜利以后。

中国的第一个党章是谁在什么时候写的？

李汉俊起草。1922年7月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

1922年6月，中共党员人数已经由中共一大时的50余人发展到195人。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有所增加，在宣传、群众运动等方面的工作，也有了明显进展，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次高潮。这些情况的出现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制定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明确纲领和适应党组织发展需要的正式党章。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现静安区老成都北里7弄30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出席大会的有中央局成员、党的地方组织的代表和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国的部分代表。他们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12人。

鉴于中共一大期间曾遭到法租界巡捕破坏的教训，中共二大采取了较为严格的防范措施。大会以小型分组会为主，尽量减少全体会议的次数，每一次开会都要更换地点。大会共进行了8天，举行了3次全体会议。会后，除了按规定将有关文件送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外，为了更好地宣传和贯彻党的代表大会精神，中共中央还印制了小册子，将大会通过的党的章程和9个决议案收录其中，分发给各地党组织传达贯彻。

作为中共早期全国21名工人党员之一的张人亚也获得1本。他所保存下来的这本小册子就是中共二大唯一存世的中文文献。张人亚，原名张静泉，“人亚”是他参加革命后自己改的名字。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上海。张人亚冒险专门回了趟浙江宁波老家，将珍藏的一批党的珍贵文件和资料交由父亲张爵谦保管。张爵谦想出了“衣冠冢”的“苦肉计”，编了个“不肖儿在外亡故”的故事，把这些文件资料藏进空棺，埋入墓内。从那时起，张爵谦孤守着这个秘密。新中国成立了，儿子仍没有回来，已过八旬的他挖开墓穴，打开棺材，将包括二大党章在内的这批珍贵文件资料取出交给了党组织。据《红色中华》报记载，张人亚1932年12月23日病故于由瑞金赴汀州的路上。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正式党章，共六章二十九条。该党章规定了严格的入党手续，主要是为了从组织制度上保证把确实具备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因此，入党时，须有党员介绍，并要经过逐级上报的审查手续。这对防止投机分子和不够条件的人入党，是十分必要的。对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党员的质量标志着党政治上的先进性和组织上的纯洁性。降低质量去追求数量，只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可贵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提出积极发展党员的同时，丝毫没有忽略党员的质量问题。朱德入党的事情就是一例。1922年8月下旬，朱德怀着极大的期望和孙炳文来到上海的闸北区，在一幢房子里，他们见到了陈独秀。当时，朱德以为只要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就会被接受。然而，见面后的谈话使他大失所望。朱德坦诚地向陈独秀陈述了自己的经历，恳切地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而陈独秀却拒绝了，并对朱德说，要加入共产党，就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当过高级旧军官的人来说，还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朱德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那些日子真难过，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但他没有放弃追求真理的信念及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9月初，朱德离开上海赴欧，10月到达德国柏林。10月下旬，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周恩来在柏林住所接待了朱德。在倾听了朱德陈述自己的身世和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后，周恩来表示愿意介绍他和孙炳文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们的入党申请没有得到国内批准之前，可以接受他们为候补党员。11月，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朱德、孙炳文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根据工作需要，朱德的党员身份对外保密。我党第一部正式党章的产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的最后完成。从此这个年轻的政党有了自己的立党之本和最高的政治行为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