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公司注册商税通财税满意 如何评价万历皇帝？

如何评价万历皇帝？

明朝皇帝多奇葩，有的喜欢干木匠活，有的喜欢炼丹，有的喜欢领兵打仗还要给自己封大官，他们虽然都有个人爱好，但也都会老老实实的按时上班，皇帝上班当然就是上朝，听听百官意见，处理处理国家大事。这几位不如万历皇帝做的绝，28年都不去上班。

万历皇帝朱翊钧10岁即位，即位第二年就改年号为万历。从1572年到1620年，整整做了48年的皇帝，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这时间也可以排进前列了。不过令世人哗然的是，48年中，他连续28年都没有上朝。

其一，就是文人误国的典范——东林党。公元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等人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并逐步形成了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政治集团，借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为富商巨贾争利之实。他们虽然提出了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等进步口号，然而实质上却沦为了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对明末饥荒灾民的悲惨现实视而不见，对征款赈灾行为极力阻挠。而阉党与东林党的党政，也最终动摇了明朝统治的根基，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其二，万历三大征，即万历年间先后在明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三场战争虽然都取得了胜利，达到了巩固了明朝边疆稳定，使朝鲜王朝免受倭寇的侵略的最终目的。可是这三场战争也严重消耗了明朝的财力，同时，辽东的后金努尔哈赤再此时获得喘息之机，开始积蓄力量，对抗明朝。

其三，就是努尔哈赤所领导的后金，在万历年间迅速成长为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并在明万历四十七年的萨尔浒战役后，彻底改变了与明朝辽东守军的攻守态势。

其四，明朝在万历年间已经进入小冰河时期，旱灾频繁、瘟疫横行，百姓流离失所，极大的加重了朝廷负担，并且民动、民变不断，并最终演变成为了全国性的农民起义。

其五，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的行为以及在立储问题出现了“国本”的朝廷分歧，最终导致了明朝在晚明三大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后，开始朝野的纷乱和衰亡。

所以，虽然有人评价万历皇帝是才华横溢、英武神明的千古一帝，但毛主席却一针见血的评价万历一针见血：他10岁登基，这个人长大了，酒色财气都好，极度奢侈腐败，长期荒政。他是明亡的种子，是个无道昏君。他当了48年皇帝，是明朝当皇帝年头最长的一个，也是失民心最严重的一个。

宋史范仲淹传全文翻译？

范仲淹字希文，唐朝宰相范履冰的后代。他的祖先，原来是州人。后来全家迁徙到江南定居，于是成为了苏州吴县人。范仲淹两岁时就失去了父亲，母亲改嫁到长山县一位姓朱的家里，他也就改姓朱，名说。他少时就有志气，奉行操守。长大后，知道了自己的家世，感到很伤感，于是就流着眼泪辞别母亲，前往应天府，依从戚同文学习。他昼夜不停地刻苦学习，冬天读书十分疲乏时，就用冷水浇脸；有时无东西吃，甚至不得不靠喝稀粥度日，一般人不能忍受的困苦生活，范仲淹却从不叫苦。他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广德军司理参军，他把母亲接来奉养。调任集庆军节度推官后，就恢复了原来的范姓，改名仲淹。　　监泰州西溪盐税，升为大理寺丞，移监楚州粮料院，因母亲去世离职。晏殊知应天府时，听说范仲淹很有名，就召请他到府学任职。在这期间，范仲淹上书皇帝请求选择郡守，举荐县令，斥逐游散懒惰之人，裁汰冗员和不安本位的人，慎重选举官员，安抚将帅，这封上书长达万余字。服丧期满后，由于得到晏殊的举荐。担任秘阁校理。范仲淹通晓《六经》，精通《易》学，学习经学的人大多向他请教，解决疑难，他手捧经典为有疑者答疑解难，不知疲倦。他曾经用自己的俸禄供养四方游学之士，而自己的儿子却要轮换穿一件好衣服才能出门，范仲淹却始终泰然处之。每当他激动地谈论天下大事时，往往奋不顾身，当时士大夫矫正世风，严以律己，崇尚品德节操，就是从范仲淹倡导开始的。　　天圣七年(1029)，章献太后将在冬至日接受朝拜，仁宗皇帝也准备率领文武百官为太后上寿。范仲淹上疏详细地论述了这件事，并且说：“在内宫事奉亲长，自当有家人礼仪，但在朝廷上皇帝与百官一起站立，来朝拜太后，不能够成为后世的轨范。”又上疏请求章献太后将朝政大权交还仁宗，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不久，范仲淹就调任河中府通判，后又调任陈州通判。当时朝廷正在建筑太一宫和洪福院，并在陕西征购木材。范仲淹见此情景说“：昭应宫、寿宁宫已毁，上天的惩戒刚刚过去不久。现在又大兴土木，浪费百姓财产，这不是顺乎人心、合乎天意的做法。应该停止修建寺观，减少平常年份征购木材的数量，来蠲免百姓长期以来所承担的负担。”又说“：受到恩宠的人大多是皇宫里直接降敕授官，这不是太平治世的政策。”这些建议虽未受纳，但仁宗皇帝认为范仲淹是一位忠诚之士。　　太后去世后，范仲淹被召回朝廷提任右司谏。这时议政的官僚们大多揭露章献太后听政时所干的事情，范仲淹却说“：太后接受先帝的遗命，调养保护陛下十多年，应该饰掩她的小过，来成全太后的美德。”仁宗皇帝为此诏谕朝廷内外，不准擅自议论太后听政时的事情。当初，章献太后立下遗旨以太妃杨氏为皇太后，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范仲淹说“：太后，是皇帝母亲的称号，自古以来没有因为保护抚育皇帝有功而代替皇帝立太后的。现今一位太后去世了，又选立一位太后，天下人恐怕要怀疑陛下一天也离不开母后的扶助了。”　　这年发生了严重的虫灾和旱灾，江、淮、京东这些区域灾情尤其严重。范仲淹请求朝廷派遣官员前往灾区察看灾情，没有得到答复。于是就问仁宗说：“宫廷里的人如果半天不吃饭，情形会怎么样呢？”仁宗皇帝显得十分难过，于是派遣范仲淹去安抚江、淮地区的灾民。范仲淹所到之处开仓济民，并且禁止灾区老百姓过多的祭祀活动，奏请朝廷免除庐州、舒州上供的折役茶，江东的丁口盐钱，并且向仁宗皇帝逐条陈述了救治朝政弊端的十件大事。　　恰巧郭皇后被废，范仲淹率领谏宦、御史跪伏在阁门前争谏此事，但没有得到皇上恩许。第二天，范仲淹准备留下百官会集宰相在朝廷上再次谏争，当他刚走到待漏院时，朝廷下达诏书，命他出任睦州知州。一年以后，调任苏州知州。苏州发生水灾，百姓的田地无法耕种，范仲淹命令民众疏通五条河渠，导引太湖水流入大海，他招募民众兴修的水利工程，还没有完成，就被调任明州知州，转运使向朝廷上奏，暂时留下范仲淹完成水利工程，被得以批准。朝廷提升范仲淹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召回京城，判国子监，又转升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　　当时吕夷简执掌朝政，被任用和得到提拔的人大都出自他的门下。范仲淹向仁宗呈上一份《百官图》，指着图上百官升迁的次序说：“像这样的是循序升迁，像这样的是不合次序的升迁，循序升迁是公正的，越序升迁是不合理的，完全是私意。况且天子近臣的提拔和黜降，凡是超过一定限度的，也不应该全部委托宰相处理。”吕夷简很不高兴。有一天，在讨论建都之事时，范仲淹又说“：洛阳地势险要，城池坚固，而汴京却是四面攻战之地，天下太平时皇上可以居住汴京，但一遇战事皇上必须居住洛阳。因此应当逐步地扩大洛阳的储备，修缮洛阳的宫室。”仁宗皇帝问吕夷简，吕夷简说“：这是范仲淹迂腐空疏的言论。”范仲淹于是写了四论上呈仁宗，大都是指斥当时朝政的言论。并且说“：汉成帝相信张禹，不怀疑母舅家，因而导致了王莽篡国之祸。我担心今天也有张禹这样的人，破坏陛下的家法。”吕夷简愤怒的向仁宗诉说“：范仲淹离间陛下和我们的关系，他所任用的人，都是他的同党。”范仲淹对此极力反驳，言辞急切，因此被罢官而降任饶州知州。　　殿中侍御史韩渎迎合宰相旨意，奏请仁宗把范仲淹同党的姓名写出来，在朝廷上张贴公布。于是秘书丞余靖上书说“：范仲淹因为一句话得罪了宰相，就立即加以贬斥流窜，何况他前次所议论的是关于陛下母子夫妇间的事，陛下都已经宽容了他呢。我请求陛下追回并修改前道诏命。”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讼和范仲淹是师友关系，而且范仲淹还曾经向朝廷推荐过自己，愿意和范仲淹一起降官贬黜。馆阁校勘欧阳修因为高若讷身为谏官，但对范仲淹被贬之事一言不发，就写信责备他。因此，这三个人都因为范仲淹一案而遭贬。第二年，吕夷简也被免除了宰相之职，从此关于朋党的争论就开始了。范仲淹被贬离开朝廷，士大夫们接连不断地替他辩白举荐。仁宗对宰相张士逊说：“过去贬谪范仲淹，是因为他密奏请求立皇太弟的缘故。现在他的同党这样称赞举荐他，怎么办？”再次下诏警告不准互结朋党。　　范仲淹担任饶州知州一年多后，被调任润州知州，不久又调任越州知州。元昊反叛，范仲淹被召回京，担任天章阁待制、出知永兴军，后又改任陕西都转运使。恰逢夏竦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朝廷提升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来担任夏竦的副手。吕夷简再次担任宰相，仁宗劝告范仲淹解除与吕夷简以前的怨恨。范仲淹叩头回答说“：我以前所议论的都是国家的公事，对吕夷简本人并没有怨恨。”　　延州周围各要塞大多失守，范仲淹主动请求前往延州，被升为户部郎中兼任延州知州。以前，朝廷诏令规定将领分别统辖边境驻军：总管统辖万人，钤辖统辖五千人，都监统辖三千人。遇到敌人侵略而要抵御时，官品低的将领需首先出击。范仲淹说“：对战将不加以适当选择，而只以官品的高低来作为出阵的先后，这是自取失败的办法。”于是他普遍检阅本州军队，得到一万八千人，并分为六部，每位将领各自统领三千人，分部训练士兵，根据敌军的多少，派遣他们轮流出战抵御敌军。当时塞门、承平各要塞已被废弃，范仲淹采纳种世衡的计策，修筑青润城来扼杀敌军进犯的要冲，大兴农田水利，并且开放民间贸易，以便边民互通有无。又因为老百姓远路输纳赋税过于劳苦，他上奏请求将城建成军事基地，让河中府同州、华州的中下户就近送缴税租。每年春夏两季调集军队就地取得给养，可以节省买粮开支十分之三，这还不包括其他开支节省的费用。仁宗诏命这支军队为康定军。　　第二年正月，仁宗皇帝诏命陕西各路讨伐西夏，范仲淹说：“正月塞外天气十分寒冷，我军露宿挨冻，不如等到春天深入敌境，敌军马瘦人饥，凭我军的势力容易制服敌军。况且我军边防守备逐渐加强，出师纪律严明，敌军虽然猖獗，必然会被我军的气势所震服。州、延州与灵州、夏州十分接近，而这是西羌的必经之地。我军只要按兵不动，观察他们的破绽，请皇上允许我用恩惠和诚信来招纳他们归附。否则的话，情义断绝，我担心要罢兵休战就会遥遥无期。如果我的这个计策不能达到目的，也应当发兵先夺取绥州、宥州，占据险要之地，屯兵营田，作长久作战的打算，那么茶山、横山的老百姓，必然会带领全族前来归顺。要开拓疆界抵御侵略，这是上等的策略。”仁宗皇帝全部采纳了他的建议。范仲淹又上奏请求朝廷修筑承平、永平等要塞，逐渐招回流亡在外的百姓，加固堡寨的屏障，使敌情侦察畅通，把十二座旧要塞改建为城，于是羌族和汉族流亡在外的百姓，都一个接一个地回来，重操旧业。　　过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元昊遣还被俘的宋将高延德，用他来与范仲淹约和，范仲淹写信告诫西夏罢兵。当时恰好任福在好水川被西夏打败，于是元昊给范仲淹的回信语气很不恭敬，范仲淹当着来使的面烧掉了它。朝中大臣认为不应擅自与西夏通信，又不应当擅自烧掉西夏来信，宋庠奏请处决范仲淹，仁宗皇帝没有同意。而只是将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耀州知州，调任庆州知州，后又升为左司郎中，任环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当初，元昊叛乱时，暗中诱使归附宋朝的羌人帮助自己，而环庆路酋长六百多人，相约做元昊的向导，不久，事情就败露了。范仲淹因为羌人反复无常，一到达辖区就奏请到边境巡视，他以皇帝诏命的名义犒赏羌族各部，检阅他们的人马，与他们订立条约：“假如仇恨已经和解或了断，又擅自进行报复并伤人的，罚羊一百只，马两匹，已杀死人的要斩首。因负债而引起纠纷的，应当到官府理断，擅自扣押捆绑无辜者，罚羊五十只、马一匹。西夏军马侵入边界时，集合时不随本族前往的，每户罚羊二只，扣押他们的首领。敌军大举入侵时，老少自外而入保卫本寨的，官府给他们供给食粮；到时不入寨的人家，每家罚羊两只；全族不进寨的，扣押他们的首领。”羌族各部都接受了这些条约，自此以后他们开始为宋朝效力。　　范仲淹改任州观察使，在上表书中说“：观察使位在待制之下，我守边多年，羌人很亲爱我，称我为‘龙图老子’，现在降官与王兴、朱观为伍，只恐怕被敌军轻蔑。”他辞谢而没有接受这一任命。庆州西北的马铺砦，正处在后桥川口，位于西夏腹地。范仲淹想在此筑城，料想西夏军队一定会前来争夺，就暗中派遣他的儿子范纯佑和蕃将赵明首先占据这一地区，自己率领军队紧随其后。众将领不知道到底要到达什么地方，走到柔远，范仲淹才开始发布筑城的号令，各种筑城工具都已准备好，十天就将城筑完毕，这就是大顺城。敌军发现之后，派三万骑兵来攻打，并假装被宋军打败，范仲淹告诫将士们不要追击，后来知道敌军果然有埋伏。大顺城建成后，白豹城、全汤城一带的敌军都不敢再度进犯，环庆路从此更少被敌人所侵犯了。　　明珠、灭臧两部族拥有雄兵数万人，范仲淹听说泾原路宋军将要袭击讨伐他们，便给朝廷上奏说：“明珠、灭臧两部族居住的地方道路险要，不能够进攻他们，前不久高继嵩的进攻已经失败。这两个部族平时尚怀有二心，现在讨伐他们，一定会和西夏军队联合起来，向南入侵原州，向西骚扰镇戎，向东入侵环州，这样边患将永远不会停止。如果能够北取细腰、胡芦泉等地筑起堡垒屏障，来切断敌军的通路，那么这两族就会安心归附，而环州、镇戎之间的小路近道也会畅通无阻，这样边患就不用担心了。”此后，便修筑起细腰、胡芦等军塞。　　葛怀敏在定川被敌军打败，敌军大肆抢掠至潘原，关中地区震动惊恐，老百姓大多躲藏到山谷中。范仲淹率领六千军队，从州、泾州出发来进行援救，听说西夏军队已经撤出边塞，就率领军队返回。开始，定川战败的消息传到朝廷，仁宗皇帝手按地图对左右大臣说“：如果范仲淹出兵救援，我就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了。”范仲淹的援兵的奏报一到，仁宗皇帝大喜说“：我一直认为范仲淹是可以信用的。”于是就任命范仲淹为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范仲淹因为这次军队出征没有立功，辞谢了皇帝的任命，仁宗皇帝没有接受他的辞呈。　　当时朝廷已经任命文彦博治理泾原路，仁宗皇帝认为泾原路所受战争创伤严重，准备让文彦博与范仲淹对调辖区，派遣王怀德去传达此事。范仲淹辞谢说“：泾原路地位重要，恐怕我不能胜任。请让我与韩琦共同治理泾原路，并且一起驻扎在泾州，韩琦兼管秦凤路，我兼管环庆路。泾原路遇有敌情，我与韩琦联合秦凤、环庆两路的兵力，互成掎角之势进攻敌军；如果秦凤、环庆路遇到敌人侵袭，我也可以率领泾原路的军队作为援军。我应当和韩琦一起训练士兵，选拔将才，逐渐收复横山，来截断敌人的臂膀，不要几年时间，就可以期望平定边患了。我希望陛下颁布诏令让庞籍兼领环庆路统帅，以便形成首尾之势互相呼应的局面。秦州委派文彦博负责，庆州让滕宗谅全面负责。孙沔也可以参与会同作战。渭州，有一位武将就足够了。”仁宗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恢复设置陕西路安抚、经略、招讨使，让范仲淹、韩琦、庞籍分领职事。范仲淹与韩琦在泾州设置官第，将文彦博调到秦州做统帅，滕宗谅调到庆州做统帅，张亢担任渭州的统帅。　　范仲淹作将领，号令清楚，爱护士兵，对于前来归附的各部羌人，诚恳接纳，信任不疑，因此西夏军队也不敢轻易侵犯他所统辖的地区。元昊请求议和，范仲淹被朝廷召回，授予枢密副使之官。王举正性情胆怯不敢直言，不能胜任其事，谏官欧阳修等人说范仲淹有当宰相的能力，请求朝廷罢免王举正而任用范仲淹，于是范仲淹又改任参知政事。范仲淹说“：执政官可以由谏官的几句话就得到吗？”他坚决辞谢不接受任命，并希望和韩琦一同出京巡视边防。朝廷任命他为陕西宣抚使，还没有出发，朝廷又任命他为参知政事。恰遇王伦进犯淮南，州县官吏中有不能坚守城池的人，朝廷准备调查核实后依法处决。范仲淹说：“平时忌讳讲完武备，遇到敌人进犯时却专门责令州县官员以死殉职，应该吗？”因而这些不能坚守城池的人都没有被处决。　　仁宗皇帝当时正一意要实现天下太平，多次询问当前急需办理的大事，范仲淹对人说：“皇上对我信用至极，不过做事情总是有先有后的，长期安定局面带来的弊病，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全消除的。”仁宗皇帝再次赐给他亲笔写的诏书，又为这件事打开天章阁，召集二府的大臣按条奏对，范仲淹惶恐不安，退朝后给皇帝上奏十件事：　　一是严明官吏升降制度。政府官员没有大的功劳和美好的品德不能升迁，朝廷内外官员必须在职任期满三年，在京城各部门任职的官员如果不是通过选任和保举而得官的人，必须累计任满五年，才能磨勘升迁，这大概算是考核官吏政绩的方法吧。二是抑制侥幸。取消乾元节给少卿、监以上官员任子的恩泽；正郎以下如监司、边远地区的官员，必须任职满二年，才可以享受恩荫任子；大臣不得荐举自己的子弟担任馆阁职务，这样任子制度就不会出现冗滥了。三是严格贡举制度。进士诸科考试时请取消试卷将姓名封起的糊名法，结合考察其操行，将姓名上报朝廷。进士先考策论，后考诗赋，各科录取兼通经义的人。赐第以上的人，都由皇帝裁决宣布。其余优等人免除吏部铨选，次一等的人发给凭证，等候选用。这样进士考试的办法，就可以就其名而求其实了。四是选拔地方长官。委托中书省、枢密院首先选举转运使、提点刑狱、大藩知州；其次委任两制三司、御史台、开封知府、各路监司长官举荐知州、通判；知州、通判举荐知县、县令。限制官员举荐人数，被推荐者如果举荐者多的，由中书挑选授官。这样刺史、县令就可以得到称职的人选了。五是均公田。外官的廪食供给不均，又怎能希望他们施行善政呢？请朝廷均衡他们的职田收入，按等级划给他们职田，以便让他们有足够的衣食养活自己，只有这样朝廷才能要求官员廉洁奉公，对贪赃枉法者才可以进行惩办和撤职。六是重视农业生产。每年预先给各路转运司下达诏书，要求他们激励官吏百姓陈说农田建设的好处和坏处，然后由州县选派官员来治理堤堰河渠、陂塘等，制定奖励和考核制度来大兴农田水利，减少漕运费用。江南路的圩田，浙西的河塘，已经废弃或毁坏的就都可以得到恢复或兴修。七是整顿军备。大体上按照府兵法，招募京畿及其附近州郡的强壮男子充当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一年中三季务农，一季训练作战，这样就可以节省国家供养军队的费用。京畿及其附近州郡有了完备的制度，其他各路可以照此实行了。八是推行朝廷的恩泽和信义。赦令内宣布的恩泽有所实行，但主管部门拖延或违反赦令施行的，要依法从重处理；另外还要派遣使臣到各州检查那些应当施行的恩泽是否得到了施行，如果这样的话，各地就没有弃置皇上恩泽的官员了。九是谨慎地发布命令。法令制度是用来示信于民的，不要一项政令颁布不久，很快就更改变动了。希望让掌管政事的大臣讨论出能够长久实行的法令，删去烦杂多余的部分，最后裁定作为皇帝的制书敕令，颁行天下，这样朝廷的命令就不会经常变动了。十是减轻徭役。现在州县户口减少而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繁重，将户口少的县改为镇，把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合并为一院，职官白直，全部给予州兵冢，其他不应当服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这样老百姓就没有重役困扰而产生的忧愁了。　　仁宗皇帝正专意信任范仲淹，因而全部采纳了他的意见，凡适宜立为法令的，都用诏书统一颁布下去，只有府兵法，大家认为不能施行而最后作罢。　　范仲淹又建议说：“周代的制度，三公分别兼任六官的职务，汉代以三公分别管辖六卿之事，唐代以宰相分别兼判六曹事务。现在的中书，就是古代的天官宰，枢密院，就是古代的夏官司马；四官分散于众多的官衙，已经失去了三分兼掌大权的重任了。而现在二府的官员们只是在草拟授官文书时，依照资历级别，讨论赏罚时，检用现在条例罢了。上没有三公讲论天下治道的重任，下没有六卿辅佐君王的职责，这不是治理国家的方法。我请求仿效前代的官吏制度，将三司、司农、审官、流内铨、三班院、国子监、太常、刑部、审刑、大理、群牧、殿前马步军司，分别委派辅助大臣兼管这些部门的职事。凡是官吏的升降、刑法的轻重、事情的利弊这些事情，都由辅助大臣来处理；其中重大的事情，由二府大臣共同讨论，然后奏请皇帝裁定。我请求兼管军事和财赋方面的事情，如果对事情没有任何改进，请求先将我罢官免职。”宰相章得象等人都说范仲淹的建议不能实行。很久以后，才任命参知政事贾昌朝兼管农田方面的事务，范仲淹兼管刑法方面的事务，但最后都没有实行。　　当初，范仲淹因为触犯了吕夷简，被放逐在外多年，士大夫们各自坚持他们二人的是非曲直，互相指责对方是朋党。等陕西一带发生了军情，仁宗皇帝因为范仲淹众望所归，便开始提拔重用他。等到吕夷简罢官免职，朝廷召回范仲淹，依靠他来治理朝政，朝廷内外都希望他能建功立业。范仲淹自己也以治理天下为己任，裁抑侥幸，削减冗滥，考核审查官吏，日夜谋划断虑实现天下太平。但是他的改革措施没有能够逐渐推行，改革涉及面太大，评论的人认为无法实行。到按察使出巡时，许多问题被检举出来，引起人心不悦。自从任子恩荫的减少，磨勘制度的严密，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这样，诽谤范仲淹的言论就逐渐多起来，而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的议论也传到了仁宗皇帝的耳里。　　刚好遇到边境有军情，范仲淹就和枢察副使富弼巡视边防。这样，范仲淹被任命为河东、陕西宣抚使，赐给黄金百两，但范仲淹全部分赠给守边的将领。麟州新近遭到了敌寇的大肆侵扰，进言的人多数主张放弃麟州，范仲淹却整修旧要塞，招回流亡百姓三千多户，免除他们的赋税，废除当地官府对酒类的专控权，允许百姓卖酒。又上奏朝廷免除府州的商税，黄河以外的地区于是得以安定下来。范仲淹离开朝廷后，反对他的人更加激烈地攻击他，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自己也请求免除参知政事之职，于是朝廷任命他为资政殿学士、陕西四路安抚使、州知州。他任中书时所推行的政策，也就逐渐被废止了。　　范仲淹因患病请求担任邓州知州，被升为给事中。当调任荆南时，邓州百姓拦住使者请求留任范仲淹，范仲淹本人也愿意留在邓州，朝廷答应了这一要求。不久调往杭州，又一次升为户部侍郎，调往青州。这时恰巧范仲淹病情更加严重，他请求调任颍州，还没有到任就死在路上，终年六十四岁。朝廷赠他为兵部尚书，谥号“文正”。开始，范仲淹生病时，仁宗皇帝经常派人送药、慰问，病逝后，仁宗皇帝嗟叹哀悼很长时间。又派人去慰问其家人，埋葬后，仁宗皇帝亲自题写了墓碑，叫“褒贤之碑”。　　范仲淹性情刚烈，但外表温和，本性十分孝敬，因为他母亲在时，家境正是贫困的时候，后来，范仲淹虽然做了大官，但不是家中来客也决不大吃大喝。妻儿的衣服和饭食，仅仅只能自己充饥、御寒。范仲淹对人好施予，在乡族中设置义庄，用以赡养族人。博爱善施，士大夫大多出自其门下，即使是小巷之人，都能说出他的名字。死的那天，四面八方凡是听到这一消息的，都替他叹惜。范仲淹治理国家崇尚忠厚，所至之处都恩爱百姓，州、庆州的老百姓和众多的羌部族，都画上他的像在其生前就来祭祀他。等到他死时，羌部族的首领数百人，像失去父亲一样痛哭，并斋戒三日以后才离开。范仲淹有四个儿子：范纯佑、范纯仁、范纯礼、范纯粹。

宋代的文化生活的繁荣景象？

宋代是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城市的迅猛发展、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使新兴的市民阶层地位日益上升。同时，市民文化的崛起，更是宋代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它标志着市民阶层的独立性的形成，是我国社会发展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本文并非是以介绍市民文化为目的。而是试图透过市民文化来提出一些个人的思考。

1．城市发展与市民文化

林正秋先生指出：“市民文化的崛起是南宋杭州文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内容特点。”在笔者看来，他的这个论断中，把“南宋杭州”替换成为“宋代城市”，也是十分恰当的。

宋代人口统计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单独列为坊郭户，城乡人口的划分肇始于此。在我国封建社会户籍制度发展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事件，这表明城市带宋代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与唐代相比，宋代对城市规模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附郭草市的发展及其地位的变化。附郭草市最早产生于南朝的建康，起目的是为了容纳南渡的大量人口。到了宋代，附郭草市的发展更为普遍，而宋朝廷也把附郭草市作为城市的一部分加以管理。这样，宋代城市人口就能突破城墙范围的局限，吸纳人口的弹性更大，城市也更具有开放性。无疑“扩大了城市的功能和规模，是城市向近域推进的表现。”在宋代，大中城市周围附郭草市比比皆是，人口也很多，宋孝宗时鄂州一次大火中，南草市烧毁的人家竟然有万户！可见草市的规模之大。

宋代人口规模有数万户乃至10万户的陪都、大商业都会就超过了10个。其中开封的总人口，在高峰时期，已经超过了100万，而南宋时期的临安也与开封不相上下。这样的人口规模，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记录，在世界的当时，也是绝无仅有的。在两宋的几百年中，就出现了两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这足以说明了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成就之大、程度之高。

在古代，城市产生主要是由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因而，其只能也是政治军事职能比较强。但到了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作为地区经济中心的地位大大加强，而且，手工业特色城市（如景德镇）、对外贸易特色城市（如泉州）的大量涌现，更使得城市在地区间商品流通中的枢纽作用更加突出，经济职能开始占了比较重要的位置。1085年开封的商税为55万缗，而南宋中期，临安一年的商税更高达120万缗之多。

工商业经济的空前繁荣和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成为市民文化发展的良好条件。

文化，根据《辞海》的解释：“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美国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在《人格的文化背景》一书中认为：一个文化至少包括物质、动态、心理三个层面。下面，本文就以此为线索，对笔者眼中的宋代市民文化略作评析。

2．市民消费为中心的物质文化

所谓物质文化，是指一文化内物质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状况；市民文化是随着商业的繁盛和市民阶层的扩大而兴起的。宋代城市格局由封闭式到开放式的转变，城市人口的大大增加，商业的极度繁荣造就了市民独特的生活方式。

如果说，附郭草市的大量兴起使宋代城市对外由封闭转向开放的话，那么，坊市制度的崩溃，则是宋代城市内部由封闭转向开放的标志。

在宋代之前，周世宗由于开封仓储不足，而下诏允许在汴河上设立邸店；宋太祖即位后，在965年下令允许开夜市。这两道命令，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上，在传统的坊市制度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虽然宋代开始时仍然实行坊市制度，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巨大发展，终于走向崩溃。景佑年间，宋朝廷正式下令允许商人只要缴税，就可以到处开设店铺。

坊市制度由于无法容纳商品经济发展后的市场，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推动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市民文化的角度来看，坊市制度的崩溃，使城市的商业布局更有灵活性，能根据市民的需要调整空间和时间的分布。

从空间上来看，宋代商业街成批涌现，如在开封忭河两岸，皇城东华门外，一度从宣德门向南到朱雀门的御街两旁都准许行人进行买卖；南宋的临安，有3个商业区位于御街上。不仅临安城内如此，就是城外郊区也极其繁华，出现了15个商业繁荣、居民集中的镇市。另外，出现了周期性的市场，有庙会集市和专项商品交易会，也都是宋代商业发展的新特点。

从时间上来看，宋代大都市的夜市能够持续到四更，距离早市开市仅仅一个时辰，还不受气候和季节的影响，寒冬大雨雪中，也有夜市盘卖。

这样的空间和时间布局，是与市民的生活相适应的。市民阶层的主体，是从事商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因此，市民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农民有着明显的不同。从个人来说，市民不须像农民那样一年遵守严格的农时，在工作与休息的时间分配上，有比较大的自主性，因而空闲时间也比较多；从整体来说，市民从事的行业多种多样，忙与闲的时间也各自不同，不想农民那样有整齐明确的农忙与农闲的区分。这样，在时间上，无论是在一天中还是一年中，市民都要求城市的工商业能够为他们提供几乎是不间断的服务；在空间上，市民分散地居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也要求工商业能够根据他们的分布而灵活地分布，而不是根据统治者的规定分布。市民能够有这样的权利正是城市发展、尤其是城市经济发展并日益重要、以至于市民的地位也上升的结果。

茶坊、酒肆不仅是士大夫聚朋交友的地方，同时往往还有说书、评话、讲史、小唱……所以茶坊酒肆也是市民娱乐、休憩和消遣的场所。酒肆茶坊里聚集了市民阶层中三教九流的人物，各种市民关心的话题消息在其中流传，这里成为观察市民的各个层次的万花筒，反映着市民的众生相。酒肆茶坊的兴起，本身就可以说明市民的消闲意识和文化趋同的意识的出现，他们迫切地或是自然地需要有一个场所或者说是一个精神的“家园”来容纳他们得情趣、视角，因而在市民物质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一点，在以下的市民动态文化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3．市民世俗享乐为中心的动态文化物质文化的发达，与动态文化的兴盛是密切相关、互为因果的。所谓动态文化，指的是一文化内人们的外在行为状况，着往往是一个文化的主导特色，因而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最具有代表性。

市民动态文化，其精神风貌、文化结构和各种表现形态无不围绕着市民这一消费主体，其中又以满足市民享乐为目的的市民文艺最具有代表意义。而宋代的市民文艺，是以宋代的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为基础的，正如有学者说的：“宋代城市，整个就是一个大市场，在其产生商品与利润的同时，还产生了市民文艺。”市民文艺的发展，也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直接的吸取关系，如宋代的吟叫艺术，就是来源于市场中商贩的叫卖声。

市民文艺有说话讲史类、杂技、杂剧、影戏与傀儡戏、音乐舞蹈……

民间的百戏、曲艺等文娱活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规模、内容、形式、场地以及规范化、专业化、商品化程度都有明显的提高。作为城市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话本和戏曲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流传下来的话本推动了明清白话小说的发展高潮。说话，北宋已见端倪，当时主要在街坊上行走说唱，有的在宫廷中演出。但南宋除此之外，主要在瓦子演出，已经有固定场所。话本、唱本的发展。《醉翁谈录》中记载的南宋话本、传奇小说，有107种之多。《武林旧事》卷10中也列了宋代官方杂剧话本280多种。百戏，是多种伎艺的总称，内容广泛。宋代百戏主要有杂技、相扑、魔术、踢钟、吃针、烧火、踢瓶等等。其中的杂技，在宋代逐渐成为一项独立的艺术。民间的舞蹈组织“社火”相当兴盛，规模大、专业性强，一些专业演员技艺高超，反映了民间文化的发展。角，即相扑、争交，也是宋代的流行活动，不仅有男子相扑，女子相扑也十分流行。嚣三娘、黑四姐等都是著名的女子相扑选手。曲艺也在宋代形成了北方的杂剧与南方的南戏这中国两大吸取流派的基础。傀儡戏也是十分受欢迎的表演，在南宋的临安，元宵之夜，官巷口、苏家巷就有24家演出。

这些艺术形式多是民间艺人对传说故事的再创造，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许多作品的主人公就是平民百姓，即使不是反映市民的真实生活，也反映了市民的理想、情趣，远不同于服务于宫廷庙堂的传统形式，适应了多阶层市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开启了“俗”文化发展的新时期。

在市民文艺发展中，另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便是瓦子的兴起。瓦子，又叫“瓦肆”、“瓦舍”，名字的来源说法很多，没有定论，笔者也无意在此辨析。十分明确的是，宋代的瓦子的发展，已经非常兴旺。根据《东京梦华录》提到的瓦子有9个。而据《梦粱录》、《武林旧事》和《西湖老人繁盛录》等记载，可以知道杭州有瓦子17处，后来增加到23处。

瓦子的特点是：1、拥有相对固定的演员队伍；2、不受时间、气候限制；3、有灯光、气温调节、扩音等设施。因此，可以看出是一种比较发达的场所。

固定的民间大型演艺场所的大量涌现，必须具备三个基本的社会条件。1：城市格局开放，没有坊市制度的约束，居住区、商业区和娱乐区相结合；2：居民的生产活动不受季节的限制，3：人口密集，并且有众多闲散人员，以保证观众经常满员。我们可以看到，宋代瓦子的兴盛，与坊市制度的崩溃、附郭草市、城市商品经济的发达、市民生活方式的改变等特征，都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它也是宋代城市发展的结果的集中体现。

与演出场所的固定化相伴随的是职业队伍的固定与扩大，这促进了文化素质与技艺的日益提高。据《武林旧事》卷6《诸色伎艺人》记载，当时杭州已经有各种文化表演行当55项，市民艺人五百二十余人之多。……从事各种文化行业的同业组织也纷纷建立。

如绯绿社（杂剧）、齐云社（蹴鞠）、同文社（耍词）清音社（清乐）、绘革社（影戏）、绿华社（吟叫）等等，都是当时的著名娱乐组织。

演出场所和专业艺人的固定化，反映了市民文艺为代表（或主体）市民动态文化的繁荣。

“市民……的精神状态、心理特质都是一种现世的、世俗的心态。”我们从节日的庆祝上多少可以看到一些市民“现世的、世俗的心态”的反映。

节日中，官府和民间举行庆祝活动，这些活动“总的倾向是减少了迷信、禁忌、禳除的神秘气氛增加了娱乐的、体育活动的色彩。”节日中，城镇商铺陈列上平销售，百姓观赏歌舞、百戏、杂技，制造节日食品，穿上新衣，等等。北宋，上元前后各有一日张灯，大内正门结彩为山楼影灯，起露台，教坊陈百戏。其夕，开旧城达旦，纵市民观。太平兴国五年，太宗“燃灯五夜著为令”，三天不禁夜，观游之盛，过于前代。节日的庆祝有原来的对上苍的敬畏的企求，逐步变成人自我的欢娱，是不是可以看到一种从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对“天”的倚靠，逐渐转向对人性的重视，带有了一些人本精神苏醒的色彩呢？

封建经济讲究的是自给自足，因此农业就成为“本业”。在长期受到封建帝国统治的中国更是如此，统治者为了便于对人民进行管理，便以农业来将人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而对于讲究流动的商业，历来是大大压制的。但是宋代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以中小工商业者为主要成分的市民阶层的兴起，对商业、商人的重视，是市民阶层所有的特有的思潮，本身就是对传统的“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的否定，是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冲击，这种冲击，又扩散开来到整个社会上，形成了对整个封建社会等级意识形态的冲击。

而在此背景下，市民对农民的排斥、贬低也出现了。宋代的市民文艺中，与农民的对立，就是一个重要的特色，其中以“杂扮”最为典型。他们的特点是丑化农民，夸张地表现乡野农民的拙朴和与城市生活的格格不入，将农民这些特点作为嘲笑的对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市民将自己与农民彻底割裂开来。他们竭力贬低农民以炫耀自己的优越感，不但表明市民已失去了农民的那种朴鲁质厚，而且着也正是最初的市民意识，是市民从农民中蜕脱而出的必然否定过程。正是这一否定，标志着市民从思想意识上的形成与独立。……是对封建重农思想的否定。”

这种冲击，在社会生活中也有多方面的体现。宋初对服式服色都有明确规定。到背诵中后期，就日益不受束缚。真宗在1008年曾经说：“京师士庶，迩来渐事奢侈，衣服器玩，多镶金以饰，虽累加条约，终未禁止。”朱熹也说：“今衣服无章，上下混淆。”日常器用也出现了“人自为制，无复纲纪”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种种越礼现象‘不特富家巨室为然’，更多的是来自平民百姓。着表明，以前经常发生在上层社会中的逾礼行为，如今已具有大众化的趋势，这是前此罕见的景象。”

宋代的薄葬蔚为风气。主张薄葬的人越来越多，官府也明文禁止后葬。纸钱和纸冥器开始流行，火葬的风气开始形成。民间在居丧期间，照样喝酒吃肉，亲友不但不非难，反而纷纷带酒来慰问，主人也大摆宴席来招待。这与过去是大大不相同的。

宋代的商业行业明显增多，由唐代的170行增加到南宋的400多行。新增加的行当，可以说是反映了市民的需求的产物。南宋临安城里从熟食小点到穿着衣服或家内杂务用具，都有专门制作的私营手工业作坊。仅仅《梦粱录》卷13《团行》条所记载的就有22种。这就可以说明宋代的城市经济中作为商品的成分越来越增加，而上古的以满足生产者自身和贵族阶级为目的的城市手工业趋于瓦解，生产的对象，成为了这个城市中广大的市民，这无疑是一大转变。饮食业的发展，则更加可以可以看见一种新的城市生活习惯的产生。据《梦粱录》卷13、16的记载，临安单是供应的熟食品就不下一二百种。当时临安著名的饮食店就有上百家。市民们越来越喜欢到遍布街头巷尾的饮食店去购买食品“以为便”。

笔者认为，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体系化，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更加地愿意在整个城市体系中处于一种比较单一的环节——也就是分工越来越细密，一个人，在城市中，很难通过以自我为对象的生产来达到满足自身的目的，着就要求各种服务和生产行业从原本的个体生活过程中脱离出来，成为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一门新兴的行业，成为城市体系中的一个独立的环节。这种体系化的程度越高，市民对这种城市体系的适应和以来程度越高，城市发展的水平也就越高。

在各种新兴的行业中，浴室行业则十分引人注目，各地城市普遍开设公共浴室。南宋时经营浴室的商人们组成“香水行”，宋末元初的一浴室可以供100人同时沐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浴室规模很大，“日浴千人”。

不仅如此，宋代城市中普遍建筑有公共厕所，官府重视城市垃圾和粪便的妥善处理。临安府每年新春，由官府差人挨家挨户疏通沟渠，有差船将道路上的淤泥运到乡下。每天有人打扫大街上的垃圾，居民则给一定的报酬。

大量以市民为服务对象的手工业、商业、服务业的出现以及许多传统的行业逐渐因以市民为服务对象而出现新的发展，都充分说明了宋代城市中市民物质文化的发达。

其中，酒肆和茶坊的发展，可以说是宋代市民物质文化发展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方面。

饮酒和饮茶的风气虽然并非是开始与宋代，但是到了宋代，酒和茶的销售规模飞速扩大：根据马端临《文献通考》中记载，神宗宁熙十年（1077年）以前，宋政府在全国260个城市辖区中，设有榷酒务（官办的造酒作坊）1800多个。宋代的财政开支大约五分之一靠酒税支持。

同时，由于城市中多层封闭的坊市制度的破坏，商业市场迅速蔓延，酒肆茶坊就蓬勃地兴盛起来了。由于市场商品交换非常发达，为了适应市民阶层的需要，酒肆已经是“十室之邑必有”,在城市里，即使是里弄坊巷，也往往设有设有许多酒肆和茶坊。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东京拥有大酒肆72个，其余中小酒肆“不能遍数”。而《宋会要辑稿》中仁宗五年有“在京脚店酒户内拨定三千户”的记载，说明当时东京的中小酒肆不会少于三千。南宋版图小于北宋，但酒税却几乎与北宋相当，甚至超过北宋。可见南宋酒肆比北宋多得多。

宋代的“民间美术已经溶透到庶民百姓的衣、食、住、行、娱、祀的诸多方面。”这也可以看到宋代的市民生活的地位上升，艺术家们已经在把市民的日常生活作为艺术的对象和来源，这不能不说是对市民生活和艺术关系的认识的新特征。绘画中的风俗画，如《七夕夜市图》、《清明上河图》就是反映实际的佳作，在艺术史上也有其不朽的地位。在文学作品方面，反映市民生活的《东京梦华录》、《梦粱录》在今天都是文学与史料价值兼备的出色作品。

4．源于城市发展、基于商品经济的心理文化

物质文化与动态文化都是文化的外显形式，在起背后是深层的心理文化，它指的是一文化内所共享的知识、态度和价值，它实际上也就存在于物质文化与动态文化之中。

宋代城市为主的商品经济发展迅速，使社会流动性得到很大加强，于是官民往往转化迅速、频繁，“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简直成为士大夫的口头禅。“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的趋势在经济上反映的是社会阶层经济地位的波动态；在文化上则是“贫富天定”的传统观念受到实质性的冲击。

宋代的商品经济思想有较大的变化，传统的“重农抑商”论受到批判商人的地位提高。宋代的工商管理制度总的来说趋向宽松，促进了商品经济思想和观念的发展。

宋代中后期，农业和工商业得到了高度的发展，而它们的发展，对各自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农业的重要，就在于它首先生产了人类生产、生存的基本资料，没有农业就没有一切。因此，在经过战乱之后，生产凋敝的时期，农业衰退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就会尤其突出。减少农业劳动力而阻碍农业发展的商业，自然就会遭到压制，这是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但是，当农业发展后，生产率提高，基本的生活得以保障，甚至农产品有所剩余的时期，农业的地位就自然会下降。而使商业的作用，就在于使产品通过商品流动的方法实现资源的配置，以实现财富生产效率的提高，这在生产率提高到一定的高度时，就尤其重要了。尤其是商品经济的活跃，使中国封建社会里长期以来所实行的那种“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遭到了强有力的冲击，商人的社会作用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开始出现了“工商亦为本业”的思潮，有人认识到：“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东都事略》中写到：“行商坐贾，通货殖财，四民之益也。”宋神宗宁熙年间，宰相韩琦也指出：“商者，能为过致财者也。”比较激进如叶适者更认为：“抑末厚本，非正论也。”

在前文中提到的东京和临安的商业街的分布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被认为是与皇帝的威望息息相关的御街上，允许原本被认为是十分低贱的商业的大量存在，这本身难道不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变化吗？这应该可以说明商业的价值已经为社会所认可。宋代商业的发展使商人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这一方面是商品交换与人们的生活关系更为紧密的结果，社会分工的细密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扩大了对商品的要求，商业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从事商业的商人地位随之有所提高。

商人开始被看成是与社会其他阶层平等的“齐民”。宋代的法律中，没有对商人犯罪加重惩罚的例律。不仅如此，商人已经开始了独立的斗争。开宝七月，东京有商人被冤枉杀害，引起了商人的罢市斗争，迫使官府做出一定的妥协。尽管有学者认为，当时的罢市斗争的手段是简单落后的，要求也是比较原始和具有妥协性的。但是笔者认为，一个阶级或者是一个阶层，当他们开始独立斗争的时候，在思想意识方面，就足以说明了他们的独立的阶级（阶层）意识的觉醒；在客观物质方面，也可以说明他们在这个社会体制中已经拥有了一定范围的决定力量，尽管这种力量的大小和作用的空间范围有大有小，但是它确实存在着——就好象只有在一定工业化的社会中，工人的罢工才会有力量一样，只有在商人在社会体系中不可缺少时，罢市才会有威力。而官府被迫作出的妥协，更说明了他们的这种独立的阶层意识和社会影响力已经得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承认。尽管他们还很幼稚，但他们在社会体系中的成长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上崇商弃农、士商渗透和官商融合渐成风气。因此宋代商人身份就比较复杂，商人被倾心接纳，以礼相待。有亦官亦商者，也有亦商亦地主者。士人也积极投入经商逐利的行列，甚至有士子由于仕途不达，转而从事贸易经营，有些还是学术上有相当造诣的学者。

都城中的广大平民也纷纷“弃本逐末”。元丰年间，东京开封的工商业者大约有一万五千多家，约站总户数的十分之一。南宋临安中则流行一句俗语：“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

以上这些，大致可以看出，随着城市为核心的商品经济的巨大发展，以城市为主要空间的商业开始被重视起来。而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也在这一氛围中看中自己的价值，产生了越来越强的独立性，对传统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帝国的意识形态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叛逆性。

5．宋代市民文化

中唐以后，伴随着城市经济的高度发展，城市居民的性质也在渐渐改变，产生了市民阶层。到宋代，随着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市民阶层的队伍不断壮大。他们的诞生，本身就是中国经济史上、尤其是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不仅预示了中国古代城市传统的职能和特色在宋代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在当时乃至后世封建社会都不是那么十分明显。还内外史家大胆地认为中国古代城市在宋代就已经背离了传统的割据，进入真正的“城市革命”时期。如果这结论成立，那么以工商业者为主题的、全新的城市居民的诞生，则毫无疑问是这个结论所包含的一个重要内涵。

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用城市生态理论对南宋的杭州进行分析认为：杭州的城市中心为资本和金融店铺的集中点，而皇宫却在一隅，同现代城市的空间结构相似，显示了现实主义的城市规则，是宋代城市革命的产物。

日本更有学者认为，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英国1973年出版的《中国历史模式》一书，就把北宋到清称为“晚期帝国”1975年，美国出版的论文集《中国宋朝的危机和昌盛》导言中，就写到：“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可以追溯到八、九、十这三个世纪，即所谓唐、宋过度时期，这点现在已经几乎成为自明之理。”

笔者认为，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来讲，宋代由于市民作为一个日益具有独立性的阶层的兴起，是宋代社会形态发展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在自秦朝就开始的、传统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帝国的意识形态支配下，宋代出现了一个市民阶层。他们一反传统的主张“静”、崇尚“神”的社会特征，提倡“动”和崇尚“人”。回顾世界历史，尽管由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不能完全等同，但是，比较一下欧洲的历史，我们是否可以看到宋代市民作为历史的一支新兴的进步势力的价值呢？

遗憾的是，宋代是以蒙古人的南征为结束的。尽管按照传统的看法，元朝是个城市经济发达的朝代，但是笔者有个怀疑，那就是作为一个文化比较落后的游牧民族，他们在入主中原以后，思想意识方面能够迅速地和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状况接轨吗？当然，他们已经尽力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但是，商品经济的社会，并非是儒家经典中所能够描述的。况且，作为“外来民族”，蒙古人对中原的“汉人”、“南人”有很深的防备，是以压制为主的——这也是他们会短命的重要原因。而城市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又必然会以相对的自由思想为产物，这显然是皇帝和贵族们不愿意看到的。

宋朝灭亡最重要的原因是不是没有燕云十六州？

居高不下的财政支出把宋朝给拖死了，玩通货膨胀把宋朝给作死了。另外，宋朝经济政策并不开明，相比唐朝差远了，民间经济繁荣乃是经济规律使然，与政策关系不大。

先说北宋。

财政收入上，主要分三块：

1、农业税上，北宋沿袭唐德宗的“两税法”，承认土地私有制，按土地面积定额征税，一般每亩收1斗（12.5斤，亩产300斤左右），江南等地每亩收3斗，两税收入2000万-3000万贯之间；政府养兵，没有了兵役，但还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北宋农民的税负并不轻。农业税总共在5000万贯-7000万贯之间。

2、商业税上，宋朝鼓励商业发展，出现了完整意义上的商税制度，宋仁宗在一道诏书中称：“商贾不通，财用自困。”，工商税率比较低，2%-3%之间，商税最初500万左右，中期保持在1000万左右。低税率成就了宋朝经济的繁荣，但民间商业集中在利润微薄的产业中下游，如服装、玩具等。

3、国营专卖上，宋朝的国营专卖比汉唐都要严酷，专营的领域更广，囊括了盐、酒、铁、茶、香料、醋等上游产业，并且制定严酷的法律禁止民间涉入，更是加强了对专营商品从生产到销售的全程管理。专营收入达到4000万贯，是晚唐税收总额的两倍。

北宋初期财政总收入是7000万贯至8000万贯，中后期的财政总收入在1.2亿贯至1.5亿贯之间，峰值是1.6亿贯，远超前朝。北宋一改历代王朝开国的轻徭薄赋传统，从一开始就是重税，远超汉唐。在鼓励商业上，宋朝远不如唐，政府占据上游重要产业，只将下游薄利行业留给了民间。宋朝的商业繁荣，与政府关系不大，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规律使然。

财政支出上，军费是大头、为防止地方作乱，北宋实行中央养兵，创设最复杂的官僚系统，官员互相牵制。

北宋养兵120万，创历史之最，军费一度占到财政收入的80%以上。关于北宋军费开支之巨大，宋仁宗时的大臣蔡襄曾提到：“禁军一兵之费，一岁约费钱五十千文。厢军一岁费钱为三十千文，通一百一十八万余人，一岁约费四千八百万缗。”这还只是士兵的工资，不包括前线支出、军官俸禄等费用。加总起来，达到6000万贯。如遇到战争，费用又得增加千万巨。

北宋初期在编官员2.5万名，疆域更大的唐朝从没超过2万，地方吏员二三十万名，科举取士人数是唐的5倍。俸禄支出1200万贯。

军队和官员的支出就已经是7200万贯。这还不包括大规模战争、基建、皇室开支、后期官僚系统膨胀等支出。

宋仁宗宝元年间（1038-1040年），北宋对西夏开战，仅陕西一带的战前开支为2000万贯，开战后疯长到3300多万贯。土地兼并的严重激发了民变。北宋的财政问题凸显。

于是开始范仲淹改革，缩减开支。很快失败。

然后创设盐钞：商人先向官府交一笔钱，换取凭证，这张凭证就叫“盐钞”，商人凭盐钞到指定机构支取食盐，再到指定边关地点销售，商人自己负责运输。缓解了边境的军费开支，但政府发行了过量的盐钞，越来越不值钱，后来也无法实行了。盐钞跟现代的房地产很像，有兴趣的可以去研究下。

宋神宗上位后，财政出现赤字，于是开始王安石变法，政府全面介入经济，扩充财政收入。也很快失败。

北宋末年，财政年年赤字，财政收入只能覆盖支出的3/4。两次变法，财政收缩和财政扩张均失败，面对赤字，政府无所适从，只得喝下通货膨胀这杯烈性毒酒。

公元1102年，作为王安石女婿的哥哥，敛财能臣蔡京成为北宋的宰相，四处敛财，新增收入2000万贯，搜刮完民间后，就利用货币的通货膨胀不断从民间抽取财富。1102年5月，在蔡京的主持下，政府铸造折五钱“圣宋通宝”，贬值2.5倍，试行成功，经济未出问题。1103年，朝廷下令铸造折十钱“崇宁重宝”，其中铜钱3亿文，铁钱20亿文，币值再贬2.5倍，新币总额将近市场流通总量的1/10。

新币大幅贬值后，宋徽宗又开始回收货币，但官府收购折十钱的价格较低，百姓财富凭空遭受巨大损失，再次遭到政府洗劫。相当于又来了一次通货膨胀。

公元1107年，再铸折十钱。公元1111年，宋徽宗命令折十钱贬值为当三钱，持有折十钱的人的资产一下子缩水70%。

随着折十钱数量的越来越多，温水煮青蛙，老百姓生活日益贫困。政府不仅将铜钱、铁钱大幅贬值，还将具有货币功能的区域性纸币交子、钱引也大幅贬值，而且纸币的贬值更加轻松高效。民间财富被政府剥夺干净，当北方战事又起时，政府已经无力筹集军费了。1126年，蔡京被罢官之后的第二年，二帝被俘，北宋灭亡。从开始实施通货膨胀，到北宋灭亡，仅仅24年。

再说南宋。

南宋基本完整继承了北宋的体制，只是人口和土地有所缩减而已。南宋从建立伊始，就自带财政失衡这个基因。在财政收入上，南宋财政收入分为农业税、专营收入、地方的上供、各类商税。

南宋丧失半壁江山，人口降至七八千万，耕地降至700万顷，加上战争的破坏，作为祖宗正赋的两税收入自然大幅减少，1500万贯左右。

南宋朝廷要求地方各级政府每年上供，折钱交纳，“以助国用”，初期每年上供1500万贯左右。盐、酒、茶等各类专营收入4000万贯，仅盐利一项就有1500万贯。政府之手伸向民间经济很深。各类商税合计2000万贯。财政总收入9000万贯，峰值是宋宁宗嘉定期间（1208-1224年）的1亿贯。

财政支出上：南宋初期，政府部署六大集团军，近20万人，“月费两百万缗”，年花费2400万贯；川陕前线至少40万人，年花费“钱三千余万缗，粮一百六十余万石”。两项合计，南宋初期的军费开支6000万贯，中央行政支出1300万贯，两项刚性支出合计至少7500万贯，这还不包括基建、赈灾等大额支出。对于一个刚建立在废墟上的政权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相比北宋，南宋多了个北伐战争这个财政黑洞。南宋政权的合法性就是北伐收复失地，南宋国祚152年，进行了4次北伐：岳飞北伐、隆兴北伐、开禧北伐、端平入洛。每一次北伐持续多年，包含多次战争，大家耳熟能详的岳飞北伐，持续6年，来回折腾4次，大小战争10余次。每一次战争都是巨大的财政支出，南宋的财政赤字如影随形，帝国随时都有财政崩溃的可能。

在不爆发战争的平静年代，南宋财政勉强平衡。一旦发生大规模战争，陡增的军事开支让财政立刻入不敷出。南宋发行了纸币会子，使用范围比北宋时期的交子更广，与北宋一样，南宋政府又想到了通货膨胀这个“夜壶”。

1161年，南宋在全国推行会子，最初的发行量在1000万贯左右；隆兴北伐后，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年-1189年），发行量达到2400万贯，增长2.4倍，会子贬值了25%，能兑换750文钱，还算比较克制；宋宁宗（1194－1224）上位后，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他希望通过会子解决财政问题，以支持北伐，史称开禧北伐。会子发行量达到1.4亿贯，比继位初增长14倍，引发了剧烈的通货膨胀，会子价格跌到100文钱（原值1000文）。

宋理宗（1224－1264）时期，公元1234年端平入洛后，会子发行量达到3.2亿贯，比继位初增长2倍多，贬值25%，米价暴涨至每斗3贯400文，是宋孝宗年间的13倍。1247年，会子发行量达到峰值6.5亿贯，200文的会子连一双草鞋都买不到，会子基本成为废纸。

公元1262年，宰相贾似道发行“关子”取代丧失价值的“会子”，但强制作废、兑换比例不合理的措施导致了更严重的通货膨胀，纸币又成为了废纸。与北宋末年一样，货币不断贬值，民间经济被掏空，造成国家财政枯竭，无力扩充兵员抵御外敌。公元1279年，蒙古人叩关入侵，政府财政枯竭，无力抵抗，南宋灭亡。

如影随形的财政紧箍咒，使得宋朝无法发动持续性战争。与北方战争，小规模战争宋朝总能取胜，大规模战争总能一败涂地。军事策略只是表面原因，财政紧张造成的急于求胜才是本质。